讓性別議題被看見  酷兒影像突破主流美學規範

Published by "Ming Pao" feature D3 "文化力場" (2021)
Written by 胡筱雯

https://news.mingpao.com/pns/%E5%89%AF%E5%88%8A/article/20210129/s00005/1611857964634/讓性別議題被看見-酷兒影像突破主流美學規範

【明報專訊】酷兒是一種性別認同,一開始以酷兒自居的人多認為自己不符合LGBT的分類,後來引伸成各小眾性別身分的總稱。「酷兒的影像習作」攝影展,除了涉獵同性戀、「野戰」情慾、身分認同等性別議題,也展現了酷兒精神。在策展人謝嘉敏和文化研究學者梁學彬眼中,酷兒象徵持續叩問主流、現况的精神,酷兒藝術是抵抗社會規範的美學。

 

「嘯傲之相:酷兒之影像習作」展覽由香港國際攝影節主辦,緣起是謝嘉敏主持的工作坊,名為「見證、記憶、行動、認同——給香港彩虹族群之影像工作坊」,由2019年6月開始,原定於2020年3月舉行展覽,因疫情延至今日。工作坊總共有9名影像創作者參與,每一個都帶來獨一無二的作品,謝嘉敏說因為準備作品的時間延長了,參與者都帶來更有深度的創作。

 

酷兒比LGBT更多元

 

在談酷兒藝術(queer art)之前,先要了解酷兒(queer)是什麼。「Queer」本來有奇怪、怪胎等負面意思,在以往是恐同的人用以辱罵同性戀者的字詞,所以在早期的同志運動中,此字也是受排斥的;直到1980年代,同志運動的參與者嘗試擁抱此詞語,以酷兒一詞高舉自己的與別不同,為自己獨特而感到驕傲,酷兒理論也由那年代開始。在某些流派中,酷兒在性別觀上,比LGBT(女同性戀(lesbian)、男同性戀(gay)、雙性戀(bisexual)、跨性別(transgender))更為多元,性別認同可以是流動,會改變的。也有人認為酷兒是對日常生活規範的挑戰。梁學彬說,酷兒理論的前設是,我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中,如何感知自我、對性別的認同等,總是受外在環境,如經濟、教育等影響。例如家庭的組成、崗位分配,就受異性戀霸權限制,人們總是認為要一男一女,男主外、女主內,才是「正常」。酷兒理論解構這些「正常」的生活,對抗社會系統帶來的規範。

 

酷兒藝術一詞,在香港可能較少聽聞,但其實也有一定歷史。1991年,香港立法局通過同性戀非刑事化,雖然在此以前,已有同志運動,藝術上也有香港同志影展,但在此之後與性別議題相關的藝術創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,藝術家鮑藹倫(Ellen Pau)、游靜及林奕華等,當時都有創作相關的影像作品。梁學彬在網上講座中提到的例子,包括鮑藹倫的《似是故人來》,此作品重新演繹粵劇名伶任劍輝、白雪仙的表演,說明女性之間的情誼;游靜和林奕華分別以其創作展現香港同志的生活形態,如他們的家庭生活等。這些作品,梁學彬認為是酷兒藝術,對應當時的社會情景,能夠藉藝術作品,讓社會上隱藏自己、未被主流接受的同志,顯露在大眾面前。梁學彬強調,酷兒藝術和LGBT藝術是不同的,後者是一種文化上、生物上的身分認同,較多是指藝術家本身的身分,但一個同志,他做的非必然是酷兒藝術,而一個異性戀者,也可創作酷兒藝術,最重要的是作品是否有批判、撼動主流的精神。他相信「每個藝術家都應該是酷兒」,尋找主流以外的方法創作、說故事。

 

酷兒藝術  展示主流以外創作

 

謝嘉敏認為,香港的酷兒藝術圈比昔日更強大。以前她創作時,需要克服世俗及家人在性別上的偏見,以及其所帶來的羞恥感覺;也總要花很多力氣,才找到創作酷兒藝術的前輩和同伴,以及相關的藝術展覽。她作為攝影藝術家,在創作酷兒藝術上,也總要思考使同志「被看見」是否好事。這些都是酷兒藝術家要面對的困難。同時,工作坊開始時正值反修例運動,很多人會問,攝影可以做什麼?一眾參與者帶着「看見」與「被看見」的問題創作。

 

鄧澤旻的作品是Where are you going? Where have you been?。他是學生記者,在展覽中展示反修例運動的照片。謝嘉敏喜歡他的作品留意微小之處,例如示威者互助的瞬間,而不只是着重拍攝槍林彈雨的畫面。WY Kwan的作品《好緊急呀喂》,攝於政府以《緊急法》訂立《禁蒙面法》後,攝影師邀請朋友在公眾地方遮蓋自己的臉部,並作拍攝。一般的人像照,臉部都是相片的重點,攝影師突破這個規範,詰問攝影讓人物露臉,帶來私隱、危險性等問題。兩個作品都沒有直接提到性別議題,但仍可見酷兒藝術的精神,分別呈現社運中主流以外的畫面,以及挑戰肖像照的規範以突出禁蒙面法的荒謬。

 

小眾日常被看見

 

直接探討性別議題的作品,有嚴穎嘉的《日常規範》。藝術家拍攝自己的日常生活,在中環過馬路、到超市買沐浴露等,謝嘉敏留意到她在照片中,拍下鏡子及別人攝錄機鏡頭下的自己,呈現一個人的不同形象。馮明心的The Couple,讓不同年紀、職業的人訪問女同性戀者,讓她們形容自己的另一半,由此繪畫她們的伴侶樣子。王穎兒的《郵票,香港,2020》,謝嘉敏說她蒐集了不同國家,在同性戀婚姻合法化那年的郵票,以性別議題重製郵票。

 

至於陳詠琪和曾雪兒的作品,就較詩意,富想像空間。前者創作《關於生活中的「黑」與自我對話》,謝嘉敏指她拍攝時,用了黑布等物料,因為物料的形象與日常生活所見的不同,引發觀眾想像。曾雪兒的影像作品Queendom,呈現想像中的烏托邦,人們遠離煩囂的城市,女人在大自然中跳舞,守望相助,謝嘉敏認為作品予人平和的感覺。

 

最後兩件作品,是鄺念終的《同▼志》和Green Mok的《黑夜樂園︰某時某地》,梁學彬認為作品能讓空間充滿酷兒性(queerness)。鄺念終的作品,在城市的不同地方,如攤檔、後巷等,貼上粉紅色倒三角形,這符號來自1930至1940年代,納粹德國用此符號作男同性戀者及其他性小眾的標記,把他們送往集中營;後來此符號被性小眾挪用,並抗議恐同。梁學彬認為,鄺念終以符號介入日常空間,觀者可重新思考空間的運用及特點。Green Mok的作品,拍攝在公眾地方「野戰」的人,她以朦朧的藝術手法拍攝這個地方,只能猜測這是山上的公園。相片記錄人們如何利用公園的空間,梁學彬認為是改變了人對公園空間的想像。

 

追求過程  沒既定標準

 

問梁學彬,怎樣看到一個作品的「酷兒性」?他在訪問中舉例,已故歌手張國榮,在記者鏡頭面前牽起男友的手,讓記者拍照及刊登,當時社會上同性戀仍是禁忌,所以這是個酷兒舉動。酷兒藝術的作品,目的是要批判和影響主流社會,所以看作品的酷兒性,也要考慮其社會脈絡。同時,「錯誤地使用(misuse)」媒介也是重要的部分。在攤檔貼上粉紅色倒三角形、在公園中「野戰」等,是「錯誤地使用」這些日常空間,能引發想像。

 

梁學彬說其實酷兒沒有既定的做法和標準,是一個不斷審視和追求的過程,對抗社會規範的政治行動,讓小眾得以被主流社會看見。在社交媒體盛行的今日,更要小心運用攝影這媒介。梁學彬提議,如要創作更酷兒的藝術,為主流帶來更大影響,應嘗試展覽以外的發放渠道。謝嘉敏寄語創作者,攝影是關於看見(visibility)的,要做一個酷兒藝術家,要相信自己「看見」的直覺、練習的過程,敢於面對未知、恐懼、猶疑,當你能肯定自己時,她說︰「作品會找上你,你也會找到你的作品。」

Writer: 胡筱雯

Editor: 蔡曉彤

Art: 張欲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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